2011年3月10日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接受央视全国两会“直通大会堂”采访，与瓷娃娃项目负责人王奕鸥连线探讨“如何让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”，王奕鸥提出了登记难的问题，李立国立即批示民政部有关司局和北京市民政局到“瓷娃娃”项目处了解情况，研究帮助支持措施。2011年3月29日，李立国到瓷娃娃关怀协会办公地点考察工作，当日，瓷娃娃关怀协会获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正式更名为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。

 王奕鸥说，当时“瓷娃娃”的注册资金只有3万，“民政部门的人说按规定我们的注册资金根本不符合要求，但考虑我们是个特例，就予以批准了。”

 与“瓷娃娃”获得高层行政力量的特殊照顾相比，红丹丹的等待更长一些。

 红丹丹于2003年7月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成立，致力于用声音解说技术为视障人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服务，倡导社会为视障人群提供融合性支持环境。在成立之前，郑晓洁曾咨询过，能不能找一家官方组织“主管”，然后再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。“没有官方组织愿意做我们的主管单位。”郑晓洁失望地说。

 两年前，得知北京市对社会组织降低门槛的消息后，她很兴奋，马上就去北京市民政局申请。然而，北京市民政局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：“能枢纽的还是去枢纽”，找不到枢纽单位的才能去民政部门直接登记。

 “红丹丹是第一个申请枢纽组织做主管单位的民间组织。”郑晓洁说，当时，北京市一家官方社会组织向红丹丹表示可以解决注册的问题，于是红丹丹向他们递交了申请资料。

 可是，两年过去，直到2011年底，红丹丹仍没有解决身份问题。

 郑晓洁说，政策很好，可是由于官方枢纽组织对民间组织不理解，还要等待他们转变观念。

 很多想去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与郑晓洁有同感。中国首家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星星雨的创办人田惠平深有感触地说，“在北京，登记实际并不像政策说的那么简单，在北京登记注册仍然是很复杂的。”

 终于等到了从试点到全面推开，虽然程序还没有走完，但郑晓洁知道，这次她真的要跨过很多年来一直难以跨过的门槛了。

 三个条例的修订成关键

 多名业内人士均表示，在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酝酿突破的趋势不可逆转，但是风险不容回避。

 政策落地中会遇到各种问题，新政策中涉及到对社会组织的“严监管”、引进第三方评估机制，以及北京市政府准备出资两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信息。“严监管”具体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？将政府职能外包给第三方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估是发达国家成熟的实践，但在外包的过程中也会发生资质认可的问题。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，如何做到公开公正？

 另外，政策的出台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，涉及到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。“民政部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，税务部门对于在民政部门已经获得免税资格的社会组织是不是认可？政策的出台需要涉及到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和权力的配置。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田凯表示。

 有关专家也表示，不管是枢纽型社会组织还是相关政府部门，现在都需要提高能力，“法律不仅仅是针对社会组织，也要针对政府部门，而针对后者的规范和监督，才是真正的突破。”

 北京市残联被认定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后，出台了多个配套政策，详细规定了区县残联对于民间组织的登记该怎么办、怎么管。

 “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登记转型，有些区县进行得非常好，有些确实不行。”北京市残联社会办负责人曾经对媒体表示，政策出台后，市残联专门举办了一个封闭培训班。

 “我们特别说明，社会组织是有独立法人的单位，主管单位尽责后，如果社会组织仍出了问题，法律责任是由社会组织来独立承担的。”该负责人说，培训班上举了很多案例，以让各区县残联的一把手打消顾虑。他同时感叹说，在实际工作中越干越发现，“我们在工作的同时，也需要提高为社会组织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，我们自身也需要发展。”

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，北京等地的试点也好，全面铺开也好，社会组织实现直接登记的根本还是要寄希望于三个条例的修订，修订之后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才能有法律依据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组织的“松绑”。

 2011年3月，民政部曾经牵头就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三个条例的修订草案进行过内部征求意见，据了解，此次修改中，没有再出现关于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，仅规定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基金会依法开展活动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做好业务指导和相关管理工作。

 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亦在2011年底表示，将继续协调、配合国务院做好三个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，做好相关衔接配套工作。本报记者 王亦君